改革開放以來，山東創造了不少農村改革發展經驗，形成了“諸城模式”“濰坊模式”“壽光模式”。近5年，濰坊以創新提升“三個模式”為根本遵循，以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先行區為目標，交出了一份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新答卷。

　　致力產業升級，濰坊融通“產加銷”，融合“農文旅”，融入“雙循環”，農業總產值5年增長25.7%，去年超過1200億元，農業優勢和競爭力更加彰顯。致力科技賦能，濰坊建成北京大學現代農業研究院、全國蔬菜質量標準中心、全國畜禽屠宰質量標準創新中心等高能級平臺，國產蔬菜品種市場占有率達到75%，設施農業物聯網應用率達80%、畝均增產30%以上。致力鄉村建設，濰坊鄉村形成了“兩公里·半小時”服務圈，266個省級美麗鄉村串珠成鏈，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實現全覆蓋。致力深化改革，濰坊在全省率先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帶動70%農戶進入產業化鏈條，土地規模化經營率達到70%，近5年超過400億元工商資本集中投向鄉村，31萬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大顯身手。致力固本強基，濰坊以黨建統領鄉村振興，嚴格落實“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實施“頭雁領航”工程，推行“黨支部＋合作社”，754個村集體收入超過百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年增長37%，共同富裕邁出實質性步伐。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農業強國”的戰略目標下，下一步“三個模式”如何拓展創新，才能為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再探新路、再建新功？6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山東省農業農村廳、濰坊市委市政府在濰坊舉辦“以‘三個模式’為引領，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座談會，國內眾多知名“三農”專家學者在會上建言獻策。這里集錦部分專家觀點，以饗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王立勝

　　今天的“三個模式”要回答時代課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 王立勝

　　傳統的“三個模式”較好回答了時代之問，像蘇南鄉鎮企業、珠三角“三來一補”模式一樣，創造了中國現代化起飛階段的典型模式。

　　在濰坊，我們看到，積極有為的地方黨委政府主導建立了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并將政府信譽注入到地方農產品品牌中，極大降低了農戶的資本門檻和市場風險，使小農戶接上了大農業，實現了第一產業內部的較高勞動生產率。

　　在此基礎上，濰坊大力推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涉農生產性服務業三次產業融合，通過產業鏈條整合吸納大量分散農業生產經營者，提供充足就業機會，在社會總財富增長的同時，使農民可以分享整個涉農產業鏈條利潤，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形成各具特色的發達縣域經濟。三次產業形成完整閉環，保證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這種城鄉一體、三次產業融合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劉易斯過程”，在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設計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的“三個模式”，要在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方面交出滿意答卷，要回答“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課題。

　　新時代的“三個模式”，應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目標，它既包括物的現代化，也包括人的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實現縣域全域振興，要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促進發展要素、各類服務更多下鄉，率先在縣域內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在實現縣域全域振興方面走在全省全國最前列。要實現城鄉融合，這種融合狀態不是傳統的農村，也不是傳統的城市，而是兼具城鄉要素性質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新的生產生活共同體、新的社會組織運行方式、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體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

　　濰坊是“新三農”的希望之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 房 寧

　　海岱農耕，聞名華夏。“三個模式”為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乃至中國整個現代化事業提供了一個典范，走出了一條新路，就是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是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世界各國要走向農業現代化，各自道路并不一樣。比如，美國人口不足中國1/4，可耕地面積卻接近中國2倍，且自然條件優越、土地耕作條件好，他們用普遍的機械化、化肥化，即物理農業、化學農業，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地區城鎮化，600萬農業生產者生產了全球16%的糧食。中國由于人多地少，耕作條件復雜多樣，無法直接通過工業化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相當多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農產品附加值仍然不高。

　　“三個模式”走出了農業產業化之路。它有三個創新之處：

　　一是創造了高附加值農產品，解除了“谷賤傷農”痼疾。濰坊的超季節蔬菜，高品質、高附加值的糧食、蔬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等，大大提升了濰坊農業生產效率，在同樣土地上創造了更大價值，獲得了城市工業化紅利。以“戴安娜番茄”為例，普通番茄價格每斤不到2元時，它的終端零售價每斤可達20元，是普通番茄的10倍。高附加值農業是農業產業化的核心價值。

　　二是科技賦能。濰坊多年來高度重視農業新科技的發展，不斷用農業新科技創造高附加值產品，用最新的管理技術擴展延伸產業鏈、提升農產品附加值，造就了高效農業，形成了品牌優勢。

　　三是制度創新。濰坊推行土地流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擁有小塊土地對農村土地資源整體開發利用的制約，有利于新的農業生產主體、新的生產要素進入，推動了高效農業發展。但土地流轉不夠穩定、可預期性弱，仍然無法為長期投資提供基本的、長遠的土地制度保障，這也是未來濰坊需要探索突破的制度瓶頸。

　　濰坊農業產業化對中國現代化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期待濰坊這個“新三農”的希望之地，進行再創新、再創造。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

　　拓展創新“三個模式”的五個建議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成

　　30年前，濰坊探索解決了農業生產、加工、流通脫節問題，解決了農戶分散經營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解決了影響農村改革發展的一系列卡點堵點問題。30年來，濰坊以解決“土地怎么種”為導向，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解決地少水缺的資源環境約束為導向，深入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以滿足吃得好、吃得安全為導向，大力發展優質安全農產品；以種業振興和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智能化為重點，給農業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抓手，統籌推進五大振興，打造了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濰坊樣本。

　　“三個模式”怎么提升？我有5個建議：

　　以“制造強”推進農業裝備強。濰坊是農機制造大市、強市，被譽為“中國農機城”。要充分發揮濰坊機械制造的優勢，大力發展智能農機、智慧農機，加快實現農業裝備強，為農業強市建設提供支撐。

　　以“人才優”推進農業科技強。濰坊已經成為我國農業人才的集聚地。要進一步營造引才、育才、用才的良好政策環境，把農業科技人才優勢變為農業技術領先優勢、產業競爭優勢，為農業強市建設提供強大支撐。

　　以儒家文化助力“和美鄉村”建設。要充分吸收儒家文化精華，傳承和弘揚優秀農耕文明，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把“和合”理念和綠色發展注入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全過程、全領域，加快建設人和村美的社會主義新鄉村。

　　以“數字技術”搶占農業農村現代化制高點。要抓住這場科技革命的時代機遇，強化數字化賦能，釋放數字化紅利，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和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底線筑牢現代化強省的根基。濰坊作為糧食主產區要樹立大食物觀，既要保糧食面積、產量雙穩定雙增長，也要保其他重要農產品的穩定生產和供應，為現代化強省建設守好底線、筑牢根基。

　　▲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季焜

　　用好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 黃季焜

　　“三個模式”的主要經驗是以農民發展為中心的產業化，即有成千上萬小農戶參與；是以市場機制為驅動的產業化，即基于資源稟賦和市場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和生產結構；是以農戶分工為路徑的產業化，契合了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型的方向，即20%大戶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80%小戶發展高效特色的高值農業，實現大戶小戶共同富裕。

　　去年暑假，我們組織了百人團隊，在濰坊農村進行了千戶以上的大型調研。研究的主題有兩個：土地托管、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與需求，發現了不少之前沒想到的情況。

　　比如土地托管，根據我們的抽樣調查，托管給企業、供銷社、村集體經濟組織、種植大戶的各占61%、22%、8%、9%。他們都促進了農業規模化、機械作業，降低了農業投入品成本、促進了集體經濟發展，但論增產效果，“種植大戶”的單產提高最為明顯。

　　為此我建議，在制度創新上，濰坊應繼續提升主要農產品的產業集聚水平與質量、提升社會化服務質量；發展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完善并發展以種田能手為主體的土地托管；發展農戶營銷組，讓所有農戶從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得到更大利益。

　　在研究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時，我們發現，農民使用數字技術不追求“高大上”，特別注重簡單實用。比如在大田蔥姜種植上，2022年，68%的農戶使用過無人機，其中81%的農戶使用無人機的原因是“節約自家勞動力”，但部分農戶地塊面積過小，無法達到無人機最小作業規模，這是推廣瓶頸。在蔬菜大棚上，最受農民歡迎的數字化設備是電動卷簾機，采納率高達91.1%，其次受歡迎的為智能傳感器、智能放風機、水肥智能一體機、智能打藥機。在壽光，村頭交易數字化系統大受農民歡迎，因為它可以自動去皮、過磅，節省時間和人工。

　　為此，在技術創新上，我建議應大力推廣適宜的生物技術、數字技術、裝備技術、生態技術。其中數字技術要聚焦大田作物和設施農業實際存在的問題和農民需求。另外，政策創新和投資創新也很重要。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創新與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

　　關鍵在于釋放市場活力激發社會活力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創新與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 鄧國勝

　　“三個模式”區別于其他模式的地方，最顯著的是農業產業規模大。濰坊形成了糧食、蔬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種子、農機等八大優勢產業集群，用全國1‰的淡水、1.7‰的土地，貢獻了全國7.2‰的糧食、15.7‰的蔬菜、12.7‰的花生，是全國最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基地之一。

　　能取得上述成果，關鍵的解釋變量在于：農業產業化、貿工農一體化和產城村共融發展。其中，農業與工業融合（農業產業化）、工農業與城鎮化融合（產業發展以城鎮為載體）、城市與鄉村融合（農村社區化），是與其他模式不同的地方。

　　當前，我國正處于鄉村振興戰略第二步開啟之際，是建設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時，“三個模式”需要盡快轉型迭代。

　　“三個模式”的目標，應從做大農業產業規模向做強農業產業質量轉型，初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包括物質現代化（做大規模和做好分配）、精神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等。路徑上，要在黨建引領、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前提下，不斷優化農村的營商環境，打造以農業科技創新、現代種業、智慧農業和社會創新為驅動的升級版；依托濰坊國家農綜區平臺，繼續推動體制機制創新。

　　從“三個模式”以往的經驗看，最關鍵的是從制度上釋放市場活力、激發社會活力。這就要加大社會創新的力度，注重發揮農村自治組織、合作社、鄉村社會組織的作用，通過社會創新、整合資源，促進治理有效。

　　建議發揮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可依托眾多職業技術學院加強農業職業人才培養、職業農民培訓，加快農民的現代化；創辦綜合性農業科技大學或相關農業大學的分院，為“三個模式”源源不斷注入科技創新動能。應抓住數字化機遇，提高“三個模式”的數字化程度；應改善營商環境，特別是農村的營商環境，為“三個模式”轉型提供基礎；應發揮齊魯文化優勢，提升鄉風文明。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授、山東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劉岳

　　城鄉融合存在巨大潛力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授、山東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劉 岳

　　大城市和大農業并存，大工業、大農業并進，城鎮化、逆城鎮化并舉是山東省情，也是濰坊的顯著特點和獨特優勢。濰坊有條件更從容地全面綜合進行城鄉布局，克服城市與農村割裂、工業與農業脫節、城鄉非此即彼的被動局面，發揮大城市、大農村并存，城鄉互補的顯著優勢；發揮大工業、大農業并進，工農互促的顯著優勢；發揮城鎮化、逆城鎮化并舉，要素互融的顯著優勢，在全國率先走出一條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子來，用這條路更好實踐我們黨的創新理論，更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制度優勢。

　　長期以來，農村總被視為不得不大量投入卻又很少有回報的“窮親戚”和“扶貧對象”。但浙江實施“千萬工程”給人以很大啟發。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到“千村精品、萬村美麗”，再到“千村未來、萬村共富”，當地黨委政府20年持之以恒，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如今的浙江農村已由接受幫扶變為了內生發展，擺脫了消極弱勢，成為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造富源泉。這對拓展創新“三個模式”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應構建“經營鄉村”的政策制度體系。過去，推進農業產業化，強調用發展工業的思路來發展農業；未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要用經營城市的理念去經營鄉村。其實城市也并非天然的可經營對象，而是經由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供給被改造成為適合經營的對象，才產生巨額財富的。

　　應以“超越村莊”的片區化發展，構建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將開發建設的成熟經驗、充裕的社會資金供給、農民改善生活條件的強烈愿望、黨委政府積極的行政作為，充分結合起來，做大農村對接承接要素資源的“蓄水池”“變壓器”，找到“催化劑”“引爆點”“藥引子”。我們要強化功能區劃，在原有的“縣—鄉—村”行政區劃體系基礎上創新“城鄉融合支撐點”，以此全面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和農民居住生活條件，提升農村地區負載產業和人口的能力水平，使農村地區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渠道、經濟建設的重要戰場。